关于李欣
1946年出生于上海。她是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的高级服装设计师，曾获中国服装功勋人物奖章，1980年她为舞蹈《敦煌彩塑》设计的服装至今仍是该类舞蹈演出服的参考样板，1991年她为北京中老年模特设计的“彩虹”七色系列服饰，把中老年人从灰暗单调的色彩中“解救”出来；她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创意服装设计大赛“兄弟杯”创始人，“兄弟杯”的获奖者吴海燕、马可、邹游、武学伟武学凯兄弟，如今已经成为服装设计领域的中坚力量；她还是中国服装设计金龙奖杰出贡献奖提名奖章获得者，“中华杯”国际服装设计大赛十三届评委会主席，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服装教育家。
和很多出生于1940年代的人一样，李欣的衣橱经历了近三十年特殊的灰色调生涯，那些大街上随处都能撞衫的情景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“时尚”烙印。裁缝师傅们就在那样的背景下渡过了三十年“幸福”时光，因为人人都穿得一样，他们只要学会几个基本款式就可以走遍天下：开关领衬衫、中式罩衫、中山装、学生装。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。
很难想象，在那样一个设计几乎被忽视的年代，李欣是如何用一把剪刀“剪”出了自己，同时也“剪”出了中国人时尚多彩的人生。
特殊年代的百家衣
李欣的外公是中国着名的古典文学家郭绍虞，时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，母亲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。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让李欣从小就有着优于同龄人的经历与见识。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，中苏关系非常好，时常会有苏联等国家的文艺团体来中国演出，外公和母亲便会带着李欣一同去观看。李欣对舞台上那些跳芭蕾舞的演员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回来后她便会凭着记忆把跳芭蕾舞演员的各种舞姿画下来，母亲看到她的潜力，专门去找了美术老师进行指导。这便是李欣关于设计的启蒙。
在当时，富裕家庭一般都会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隔一段时间便会外请一个专门的裁缝师傅来家里住几天，把一家人的衣服都定做好。李欣特别喜欢看裁缝师傅做衣服的样子，裁缝在家里呆几天，她会一直在旁边陪着不出门。她的另一个嗜好是收集裁缝丢下的边角布，然后用它们给她床头的光身子娃娃缝衣裳。在十二、三岁时，李欣便学会了踩缝纫机，当时国内正流行苏联女英雄卓娅所穿的布拉吉（即连衣裙），她母亲也去做了一件，爱美的李欣一看就喜欢上了那种款式，她灵机一动，便照着母亲穿的布拉吉，用以前“藏”起来的边角布缝了一件百家衣。衣服做得有款有型，让母亲大吃一惊。
到了1960年代初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质极度匮乏，每个家庭需要凭布票买布，即使有钱也使不上劲，李欣有兄弟姐妹五个，那点布票根本不够用，尤其是家里如果还要缝个被单被罩什么的，就只能从用来缝衣服的布票里面省。这让过惯了富裕生活的李欣家里陷入了衣服“危机”中，母亲只好让五个孩子共穿衣服，首先满足老大的衣服，老大穿旧了给下面的弟弟妹妹。由于李欣是家里的老大，她弟弟就比较“吃亏”，成天穿着她的花衣服到处跑，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也是个“花姑娘”。
为了化解布料危机，李欣开始想办法，她打听到商店的零头布只要有钱就可以不用布票买到，马上动员母亲去买。她从百家衣上得到了灵感，可以用零头布来缝制一床被罩。这床百家被后来被弟弟带到安徽农村插队时，被当地的农村姑娘紧紧地围住，她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碎花布，一个说喜欢这块红色的，一个说喜欢那块黄色的。李欣对时尚的痴迷从那时候已经初现端倪了。
然而，在三年最困难的时期过去后，对时尚最具有摧毁性的年代并没有过去。紧接着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服装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政治符号，布拉吉等这些色彩鲜艳的花裙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情调的代名词，没有人敢再穿着裙子上街，即使穿了件有点花色的衣服，也要在外面再罩上一件黑色或者蓝色的罩衫，把美藏在里面，以此表明自己艰苦朴素的立场。而适应政治的需要，红卫兵穿着的军装成了当时最流行的服装，很多人都以能穿上一件军装而感到无比荣耀。
李欣的时尚触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在批资批修风潮的泛滥下，她的家庭也风雨欲来。一天晚上，外公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，要求第二天马上搬家住到另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这个电话后来被证实是周恩来总理的授意，他在千方百计保护知识分子，外公也因此躲过可能出现的劫难。受这种环境的影响，李欣1967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，1968年直接进了空军政治部歌舞团，在那里担任舞台服装设计师，一干就是二十年。
从众时尚观下的突围
在部队的前十年里，尽管李欣凭着自己在大学里深厚的专业知识，为空军歌舞团设计了很多获得好评的演出服，但她个人一直以军装的面貌和部队服装保持一致。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她抑制不住对华丽服装的向往，偷偷地给自己设计裙子，但又不敢穿出去，只能把它们一条条地挂在衣橱里寂寞地听着岁月的年轮向前滚过。
一切变化始于1978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，国外电影陆续进入中国，敲开了沉睡中的国人时尚之门。让李欣记忆最深刻的两部影片：一部是朝鲜电影《摘苹果的时候》，影片中男主人公穿着卡其色夹克衫，两边各一个斜插袋，这种现在看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款式，在当时却掀起了一股模仿的热潮；另一部是日本电影《血疑》，影片中女主人公幸子荷叶边白衬衣搭配裙子的装扮，让那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，衣柜除了军装外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国女性突然间感到无比的新鲜。一些敏感的裁缝师傅意识到这些变化，他们很快就模仿着设计了“幸子衫”，一时大街上满眼都是穿着荷叶边白衬衣的人。
“当时人们从一种比较禁锢的状态中突然解放出来，从众心理控制了大众的穿着习惯，只要一个款式好，就可以几千、几万件地批量设计、生产同一个款。所以走在大街上，撞衫现象极其普遍，但人们并不觉得尴尬，相反，她们认为如果大家都喜欢穿，这种款式一定是流行的，所以就更加放心。”李欣回忆起当时的跟风热多少有点无奈，“的确良、尼龙，这些料子穿着都不舒服，但有一种新鲜感呀，恨不得人人都有一条。”从国外走私过来的蛤蟆镜、牛仔裤也在1980年代进入了中国，蛤蟆镜上贴个商标，没人舍得揭掉，因为那是国外货的标志。很多人靠走私发了大财。
外面风起云涌，躲在部队高墙内的李欣开始不甘寂寞。军装都是一个款，也不能轻易改动，李欣就在军裤的大小上费心思。因为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喇叭裤，而军裤很肥大，李欣就偷偷地把裤子改瘦，把裤脚改成微喇叭型，结果好多文工团的女孩子都来找她改。当年李欣大胆而时尚的举动在部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，以至于“闹”得部队首长都出面，及时制止了这场军裤改微喇的“风波”。此时，不甘平庸的李欣将她对时尚的感悟又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，格子背带裤、荷叶边连衣裙……同事们都说：“李欣的女儿总能引领军队大院里孩子们的服装新潮流。
